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的时候，有17万人。当然，这并不是全部的人数，因为大部队走的太匆忙，还有几万人留在了河对面。

土尔扈特部原本在蒙古草原上与其他部落共存，但随着势力的更迭，特别是在清朝和准噶尔部的冲突日益激烈时，他们选择向西迁徙，希望寻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居住地。他们最终定居在远离祖国的伏尔加河畔，这一地理选择暴露了他们与欧亚大陆上的新邻居——沙俄的直接接触。

沙俄帝国在这一时期正处于领土扩张的高峰，伊凡四世和彼得大帝等沙皇的野心不仅仅局限于西方的波罗的海或黑海，东方的蒙古和远东地区也成为了他们觊觎的对象。当土尔扈特部抵达伏尔加河时，他们很快就被沙俄的政策和军事压力所困扰。

沙俄对土尔扈特人施加了严重的民族和文化压力，试图将他们同化为沙俄的一部分。他们首先要求土尔扈特人改变国籍，当遭到拒绝后，沙俄政府便利用土尔扈特人的贵族子弟作为政治筹码，要求交出人质保证忠诚，这一要求同样被坚决拒绝。

更为严重的是，沙俄利用土尔扈特人的骑兵部队参与对外战争，常常将他们置于战争的最前线，使土尔扈特骑兵遭受极大的损失。此外，沙俄还试图通过建立傀儡政权来直接控制土尔扈特部，尤其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沙俄的政策变得更加直接和强硬。

在信仰层面，沙俄的东正教与土尔扈特人的藏传佛教存在根本的差异，沙俄试图通过宗教改造来削弱土尔扈特部的文化身份。宗教上的压力加上政治上的控制，使得土尔扈特部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和动荡。

面对这种种压力和挑战，土尔扈特人最终做出了决定：不再忍受沙俄的压迫和文化同化，而是选择东归，重返祖国的怀抱

1771年，土尔扈特部的首领渥巴锡在民族自主的驱动下，决定带领族人东归。他们的东归是对沙俄压迫的反抗，更是对祖国和民族根源的重归。这次东归行动涉及了17万族人，规模巨大。

然而，东归途中，土尔扈特部遭遇了沙俄的强烈阻挠。沙俄派遣哥萨克骑兵追击，试图阻止这次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在穿越乌拉尔河和奥琴峡谷的过程中，土尔扈特部不得不与追兵进行了几次激烈的战斗。

东归的路途充满了苦难和牺牲，许多族人在战斗和途中的艰难环境下丧生。到达伊犁河流域时，仅剩不到5万人存活，大部分是老弱妇孺。

清朝政府对于土尔扈特部的东归表示了支持，乾隆皇帝亲自接见了渥巴锡，显示了清朝对于回归民族的重视。然而，尽管清朝提供了保护和支持，土尔扈特部的未来仍充满挑战。他们需要重新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还要应对来自沙俄的持续威胁和清朝内部的政治与经济因素。

沙俄对土尔扈特部的关注并未因为他们的东归而终止。叶卡捷琳娜二世通过外交途径向清朝施压，要求返还土尔扈特人，并威胁若清朝不将土尔扈特人送回，沙俄将考虑采取军事行动。虽然乾隆皇帝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但沙俄依然保持着对该地区的军事警惕和准备状态，边境的军事布防加强了对土尔扈特部的压力。

此外，沙俄试图通过边境纠纷来扰乱这一地区的稳定，频繁在边境地区的军事活动，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性，对土尔扈特部的安全构成了持续威胁。在清朝内部，对于如何处理土尔扈特人的问题存在不同意见。一些政治派别担心接纳土尔扈特人可能会激化与沙俄的关系，进而影响到清朝的外交政策和边境安全。

土尔扈特部在清朝境内重新分配土地和资源进行定居时，引发了当地的资源竞争。清朝政府需要在支持土尔扈特人重建家园与维护其他民族利益之间找到平衡。

经济整合也是土尔扈特部面临的挑战。他们主要以牧业为生，在清朝的农业主导经济中，如何有效融入并利用当地资源，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清朝政府在努力帮助他们转型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如何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在文化和社会上的融入也是一个挑战。土尔扈特人需要在保持自己独特文化身份的同时，适应清朝的法律和社会规范。

另一方面，还有2万多土尔扈特人未能及时东归，这部分人主要是被沙俄影响较深的贵族及其随从。他们在后来的岁月中，尝试寻找机会东归，但多次失败。这些未能东归的土尔扈特人最终在沙俄的政策下被迫适应新的身份和环境，形成了今天俄罗斯联邦一部分的卡尔梅克人群体。